本文论述的苏北地区指的是 淮河 以北的 江苏 北部，行政区域主要包括 徐州 、 连云港 、 宿迁 、 淮安 及 盐城 的部分地区。苏北地区处于 黄淮平原 与 江淮平原 的过渡地带，东濒黄海，南临淮河，地势平坦，河网密布，发源于 沂蒙山 南麓的 沂河 、 沭河 、 泗水 从北向南，发源于 河南 境内的 濉河 、 汴河 自西向东分别流经苏北地区，是淮河的重要支流。苏北地区的地势总体上较为低平，为坦荡的平原地区， 黄河 河道数度南徙，特别是 南宋高宗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黄河改道南泛，夺泗入淮，苏北地区形成大面积的黄泛区，旧有的湖泊消失，同时形成 微山湖 、 骆马湖 、 洪泽湖 等湖泊。
《 史记·夏本纪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蓺。……其田上中，赋中中。……浮于淮泗，通于河。”[1]苏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即是多种文化交流融合之地。夏商周三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域王权国家将对夷人的征伐和向东方的扩张作为其主要方向和发展策略，在蛮夷戎狄当中，苏北地区在这一过程中，经过不断征战、融合、交流、迁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青铜 文明。
苏北地区商周青铜器出土数量颇丰，按行政区划和发现时间将重要的青铜器发现梳理如下。
1957年， 连云港锦屏山 九龙口出土一套战国时期的编钟[3]。
1960年4月， 连云港新浦区 云台山西麓的大村遗址清理发现4件铜鼎、3件铜甗[4]，从分布情况看应为同一座墓葬出土。
1977年11月，连云港中云乡华盖山在修造果园时，共出土青铜器、陶器等70余件。后经调查和清理，发现墓葬40座，均为土坑墓，判断其为 西周 至春秋时期的墓群，随葬铜器有鼎、斧、戈、剑、矛、镞等，以及浇铸铜斧的陶范及石镰、砺石等，根据出土柳叶形铜矛的特征，有研究认为是典型的吴文化特征[5]。
1982年， 东海县 青湖镇厂村发现1座春秋时期墓葬，出土编钟一套九件及铜匜等青铜器[6]。
1965年2月，涟水县浅集乡发现1座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战国青铜器，包括有错金银立鸟铜壶、错金银云纹牺尊、镶嵌绿松石卧鹿等[7]。
1972年7月，涟水县油坊大队发现墓葬，出土陶器、铜器等文物，其中青铜器有蟠螭纹铜鼎、蟠螭纹提梁盉、素面鼎、蕉叶纹鼎等[8]。
1977年，楚州区 茭陵乡 翻水站发现4件青铜斝，形制相同、大小一致，腹部饰以云雷纹为底纹的兽面纹[9]。
1978年3月，淮阴城南乡高庄村发现1座战国墓，出土各类文物291件，其中青铜器176件，包括有20余件刻纹铜器[10]。
1982年2月， 盱眙县 穆店乡南窑庄发现一处窖藏，出土郢爰、马蹄金、金饼、金兽及铜壶等共38件，其中铜壶通体饰以华丽的错金银纹饰，壶身之外有立体镂空的虬龙和梅花钉构成的铜质网套，壶口内沿和圈足外缘皆有篆刻铭文，应为战国时期 楚国 王室遗物[11]。
1985年4月，盱眙 旧铺乡 王庄村出土一件春秋时期铜匜，内底有铭文9字“工虞季生乍其盥会盥”[12]。
1997年12月，盱眙东阳老虎山发掘一座 东周 时期墓葬，墓内出土1件铜戈，上有“三十年”铭文，是一件具有明确纪年的楚国兵器[13]。
2004年7月，淮安运河村发现1座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墓葬，出土文物130余件，在车马坑内出土木雕鼓车一辆，共发现青铜器及青铜饰件50件[14]。
2011年12月-2012年2月， 宿城区 凤凰墩发现1座春秋时期的贵族墓葬，墓葬虽遭盗扰，仍出土青铜器13件，有编钟9件、缶2件、鼎2件，推断墓主人可能为春秋晚期钟吾国或 吴国 贵族[16]。
2015年3-11月， 沭阳万北遗址 发现一座西周中期的车马器坑，坑内随葬马车构件和饰件，但未见马骨和车舆，均为拆散放置，器类有銮铃、车辖、当卢、笼嘴、镳、节约、铜泡、铜管等。坑中部偏南有腰坑，坑内分层埋葬至少有2具狗骨架，并出土有铜铃、镞、锛、戈等器物，坑内多见铺撒朱砂的痕迹。坑内共计出土各类车马器、兵器及工具共计520余件[17]。
1958年冬，邳州 戴庄镇 刘林遗址发现1座春秋时期贵族墓葬[18]，出土各类青铜器15件，包括方壶2件、镂空方盖1件、“西
”3件，匜1件及鼎、瓿、勺等，其中“西
1993年春， 邳州市 戴庄镇九女墩三号墩进行发掘，共出土文物310件（组），包括青铜器222件，其中编钟9件、编镈6件、甬钟4件及鼎、豆、盘、鬲、壶、尊、罍、缶、炉盘、削、锯、镰、戈、剑等[20]。
1995年春，邳州市戴庄镇九女墩二号墩进行发掘，出土各类随葬器物124件，其中青铜器64件，包括编镈6件、编钟8件、鼎3件、缶1件、戈17件、矛6件、斧2件等[21]。
1995年5月，邳州 梁王城遗址 发现两座春秋时期墓葬，共出土铜鼎5件，还有铜刀、 铜剑 、铜戈等铜器[22]。
1997年11月，邳州戴庄镇九女墩六号墩进行发掘，并将1982年发掘四号墩、五号墩的考古资料一并整理发表[23]，三座土墩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盗扰，共发现随葬品71件（组），其中青铜器21件（组），包括豆、缶、提梁盉、戈、镞、矛、刀等。
2019年2月， 徐州土山二号墓 后室盗洞内发现一件战国时期的鎏金蟠螭纹铜钫[24]。
2021年2月，徐州市区文庙街区地下城遗址发掘13座西周时期墓葬，出土有铜斧、铜凿、铜刀等[25]。
除此之外，如 淮安市博物馆 藏一件出自沭阳万北遗址的铜鼎[26]，鼎口稍内敛，弧腹、圜底，上腹部饰三组简化的兽面纹，属于典型的商代晚期风格。 连云港市博物馆 藏陶湾出土的战国晚期铜戈一组三件，其中一件戈内部有铭文“都寿之岁， 襄城 楚境尹所造”[27]，由此可知楚国虽于公元前241年迁都寿春，但并未失去襄城之地。 东海县博物馆 藏两件出自同一墓葬的春秋时期敞口弧腹圜底铜鼎[28]，与邳州梁王城遗址出土的铜鼎相似，具有徐国青铜器的特点。
苏北地区已发现商周时期各类青铜器总数接近1200件，其中青铜容器约150余件。但由于发现地点较为分散，发现时间多集中于上世纪70-90年代，多未进行科学发掘，一些考古资料未予发表，加之青铜器保护修复难度大周期长等原因，资料公布占比较低，这种情况在县级博物馆尤其普遍。各馆出版的文物精品图录中多择其优者，信息不全面。
”铭文青铜器、盱眙南窑庄的金器窖藏等也多有学者论述，此处不一一罗列。
苏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主要属于海岱文化区，经历了前后相承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发展过程。
商代有许多方国，如鬼方、虎方、人方等，但由于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匮乏，苏北地区的商代方国遽难推定。同时，苏北地区东夷、淮夷、徐戎杂处，夷人势力强大，在商文化东进过程中，夷人时叛时服，如商王 武丁 时期曾东伐人方而克之，后又反叛，文献载“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多数观点认为，苏北一带是商文化的统治和分布区。从苏北地区发现的青铜器来看，其呈点状分布，如连云港大村遗址出土的铜鼎、甗， 淮安楚州区 菱陵翻水站的铜斝，沭阳万北遗址出土的简体兽面纹铜鼎等，与 殷墟 铜器较为接近，属于商文化的器物，表明商王朝统治已经覆盖苏北地区，但从考古发现看，苏北地区商 文化遗址 发现较少，且遗址规模不大，文化面貌更多呈现土著夷人特征。笔者曾对徐海地区商文化遗存的研究提出商人向东采用据点式扩张方法[42]，认为像连云港大村遗址、沭阳万北遗址应该就是商人控制的据点，出土的青铜重器是商王朝统治集团所持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鲁南地区，1963年临沂兰陵东高尧发现青铜器窖藏，出土11件青铜器，其中8件有铭文，有学者根据铭文“戎”字，指出是武丁东征夷方后留守控制沂沭河流域的一支部族[43]。
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徐在 周代 是东夷集团中最大的国家，西周时期的徐国是可以与宗周抗衡的东方大国，《后汉书·东夷传》：“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徐国曾长期活动于鲁南苏北地区，关于其地域、迁徙路线、政治变迁， 徐旭生 [44]、 徐中舒 [45]、李修松[46]、杨东晨[47]等进行了细致考证，但迄今为止，苏北地区却未发现西周时期的徐国青铜器，但西周青铜器仍有一些发现，在盱眙马坝出土的西周窃曲纹铜鼎，时代为西周早中期；涟水出土的窃曲纹垂腹鼎，年代为西周中期，这表明中原周文化已经越过淮河，进入淮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具有西周文化风格的青铜器，或许与周王朝的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有关。在沭河流域，沭阳万北遗址西周中期车马坑的发现非常重要，除车马坑外，还发现大量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万北遗址也曾发现有重要的商代遗存，包括商代铜鼎及商代晚期十余座 竖穴土坑墓 [48]。无论是商代还是周代，万北遗址都是中原王朝在淮河流域一处重要的统治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侯割据、争霸称雄、交流融合的时代，为扩充实力，求得战略空间，各诸侯国不断变法强国，区域统治得到加强，区域经济快速发展。青铜器作为青铜时代礼制文明最重要的物质载体得到了统治者前所未有的重视，苏北地区出土青铜器国别多样，有徐、钟吾、齐、燕、吴、越、楚等，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格局和面貌，也反应了当时动荡的政治环境，和列国征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春秋时期，苏北地区齐、鲁、宋、楚等大国不断角逐，吴、越等强国先后北上争霸，一些小国在持续打击下灭亡或沦为附属国，徐夷、淮夷等东夷古国不断被征服兼并。春秋中期以后，徐国国力逐渐衰微，一度沦为楚、吴的附庸，“徐入春秋后，内逼于诸夏，外迫于吴楚，国势陵替，终至灭亡[49]。”《春秋·昭公三十年》载：“冬，十又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徐国灭亡后，徐人逃亡出现至楚、越、吴等地，徐国青铜器在江西、浙江、湖北、江苏南部等地多有发现[50]，但均远离徐国疆域。20世纪90年代以后，邳州九女墩陆续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共发掘春秋时期的贵族墓葬5座，均为土坑墓，其中二号墓、三号墓保存较好。二号墓有殉人5个，出土青铜器64件，三号墓有殉人16个，出土青铜器222件，目前，学界多倾向认为，九女墩春秋墓是徐国贵族墓葬，可能为徐国国君，位于九女墩西侧不远的梁王城遗址为徐国晚期的都城所在，而1958年冬在刘林遗址发现的“西
”铭文青铜器是春秋中晚期嫁到徐国的贵族女子所带的陪嫁之物[51]。九女墩青铜器的出土是徐国青铜器的重大发现，为研究徐国青铜器的种类、组合、造型、纹饰特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研究表明，徐国青铜器在当地夷人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华夏、蛮越、戎狄等青铜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风格和时代特色的文化[52]，兽首鼎、方形吊炉、汤鼎等是徐国青铜器的代表作，礼乐器是徐国青铜器中的精品，徐国编钟类齐备，有鎛钟、纽钟和甬钟，且多刻有长篇铭文。
钟吾国是徐的属国，处于苏北一隅，主要在新沂、宿迁、沭阳一带，公元前512年，吴国北上伐徐，钟吾先于徐国被吴国所灭，“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钟吾国的青铜器以往未曾发现，宿迁凤凰墩M26出土的青铜编钟、编磬、鼎、缶等可能为钟吾国贵族所有，为钟吾国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春秋晚期，吴国崛起并逐渐强盛，《左传》成公七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蛮夷属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从出土青铜器来看，吴国青铜器在苏北地区多地均有发现，在邳州九女墩、连云港华盖山、盱眙旧铺王庄村都发现有典型的吴器。
春秋战国之际，越灭吴，吴地尽属楚，《左传》哀公二十二年：“越灭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淮河流域的众多小国都臣服于越，如安徽寿县的蔡国，吴亡后就依附于越国。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Ⅰ式鼎和Ⅱ式鼎，高足外撇，是典型的越式鼎[53]。吴、越强盛之时，不但占据苏北，而且先后北上伐齐、伐鲁，在山东境内亦常见吴越青铜器[54]。
淮阴高庄战国墓为一土坑木椁墓，墓内有殉人14个，墓底有腰坑。共出土青铜器176件，包括礼器及容器、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容器中有鼎、甗、盘、盆、盉、鉴、匜等，其中盘、匜、盆多为锤打成器的刻纹铜器。关于墓主人的族属，学界尚有争论，一般认为，高庄墓是越国属下的淮夷人墓葬，出土的具有徐国风格的器物说明墓主人可能是徐人遗民[55]；或是徐国灭亡后受越国统治而高度越化的徐人墓葬[56]。刻纹铜器发端于春秋晚期，成熟并流行于战国早、中期，这类铜器器壁都很薄，厚不及一毫米，多用捶打成器制法成型，然后在极薄的器壁上用锐利的小刀刻出图像的青铜器。刻纹铜器在全国各地都有出土，但均为零星发现，高庄战国墓一次出土刻纹铜器近20件，是已知先秦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的。刻纹铜器的纹饰大多施于器的内壁，如匜内、盘内、匕面上；也有刻在器外壁的，如缶等。最习见的花纹内容是用写实的手法在器壁上刻出人物、禽兽、台榭楼阁、苑囿、树木、车马等等，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活于青铜器上的再现，是研究东周时期社会生活最为形象的图像资料，也是具有极高艺术水平的工艺品和美术作品[57]。除此之外，高庄墓刻纹铜器纹饰还有以往未见的神人怪兽，或人面兽身，或鸟首人身，或头生双角，或一首双身，或乘龙升天，是研究古代美术和神话的重要实物。
战国时期，齐国和楚国不断向外寻求扩张并在苏北地区形成拉锯之势，北方的齐国多次南下争霸，将触角深入到淮河流域，邳州梁王城出土的战国时期田齐官营陶文[58]、新沂钓台遗址出土陶罐口沿下戳印的“廪玺”、刻划的“卅四年”[59]等文字证实苏北一带曾在齐国统治范围内。涟水三里墩出土的错金银盘龙纹、错金银立鸟铜壶、镶嵌绿松石铜卧鹿都是特征鲜明的齐国铜器[60]，盱眙南窑庄窖藏出土的燕国铜壶也是通过齐人之手进入淮河流域，表明了齐国和齐文化在苏北地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几乎与此同时，楚国不断向东扩张争霸，战国初年，楚国势力已至泗上，《史记·楚世家》楚惠王十六年：“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至战国晚期，楚国受秦国攻击被迫东迁，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迁都寿春，楚国便将统治中心东移北上，苏北地区深受楚国和楚文化影响。连云港陶湾出土的“楚境尹”铜戈、徐州吕梁战国墓出土的楚式鼎、盱眙老虎山出土的“三十年”楚国铭文铜戈、淮安市高庄战国墓和运河村战国墓中的部分出土器物明显受到楚文化影响。至秦汉之际，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刘邦自称楚人，戚夫人善楚舞，苏北一带封楚国，楚文化深深影响着苏北地区。
商周时期，以稀缺材料通过复杂技术铸造出来的青铜器自出现以后，很快成为礼器，无论是青铜原料还是铸造技术都掌握在统治阶层手中，在祭祀、战争、联姻、馈赠、宴饮、迁徙等过程中，青铜礼器不断由中原地区向周边扩散，“春秋以降，以洛阳一带为中心的周王畿地区文化降格为区域中心之一，出现了以诸侯大国为中心的新的青铜文化中心[61]。”苏北地区在黄河下游、长江下游和中原地区青铜文明的影响下，呈现出交流融合、丰富多彩的青铜文化格局。
苏北地区出土青铜器数量不少，但地点不多，主要集中在沿淮河、泗水、沂沭河及连云港濒临大海的交通要地和区域中心，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秦统一六国之前，文书行政尚没有施行，夏商周三代除了王畿之外，主要依靠封国、方国进行管理，无论是商、西周时期向东扩张，还是东周时期诸侯间的征伐兼并，控制交通要地、掠夺物质资源是首要目标；另一方面，自金代以来，苏北地区受黄河夺泗入淮的影响，地貌发生很大变化，以徐州为例，市区文庙历史街区考古证实西周时期地层距现地表超过10米，许多地方考古勘探表明生土面距地表均在13米以上[62]，宿迁、淮安等地的黄泛淤积亦较厚，由此导致考古工作不充分，发现较少也有一定关系。根据已掌握的考古资料，关于苏北地区商周青铜器的发现和研究工作可以从以下方面开展。
一是继续考证夏商周时期苏北及淮河下游地区古国、古部族的分布及文化面貌。这一区域主要分布着东夷、淮夷部族，围绕淮夷的起源、分布与文化面貌，淮夷、东夷之渊源，淮夷、徐、群舒之间的关系，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诸多基本问题上得出了重要结论，但受限于资料匮乏，许多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一些关键问题学界仍聚讼纷纭。“夷”在大多数语境下为一复合概念，通常包含着数个或数十个小国族，对于这些小国的考证无疑会推进宏观研究的整体进展，如苏北地区的徐、彭、邳、奄、钟吾、宿、角、津等国在传世文献或出土文献中或有出现，而更多的小国部族尚不为人知，在这方面，出土青铜器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是主动开展重点区域的专项考古工作，在出土青铜器比较集中的区域，有目的的对重点遗址和墓葬开展考古工作，是解决关键问题重要的方法。如开展以沭阳万北遗址为中心的区域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对于研究商后期至西周时期中原王朝在沭河乃至淮河流域的推进和统治将大有裨益；开展以连云港孔望山、锦屏山为中心的区域考古工作，对于研究商周时期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扩张及对海洋资源的控制非常重要；开展以邳州梁王城遗址、九女墩墓群为中心的区域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将能够进一步廓清春秋时期徐国的政治态势、文化面貌。
三是加强现存商周青铜器资料的整理，加快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特别是县级博物馆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非常重要，却未发表，不在学界视野范围之内，这些材料的刊布也是开展苏北地区商周青铜研究重要的基础资料。
》，《南京博物院集刊》第5辑，1982年。高明：《高明论著选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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